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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在中国——企业组织国际网络19届年会外国企业家观点摘要(总第591期)

  时间:2005-12-06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 总第591期
  2005年11月23日

  2005年11月1-2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企业联合会在海口共同主办了“企业组织国际网络19届年会”。全国政协前副主席、中改院董事局主席陈锦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刘剑锋,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志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张彦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中国企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孙树义,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李小雪,海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吴昌元,雷曼兄弟公司非执行主席博达,阿塞洛钢铁集团埃塞拉利尔公司主席仁德尔斯,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总裁、美国总统前国内事务助理克尔博,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总裁、墨尔本市前市长迪威森,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公司中国首席代表博毅,日本大和证劵集团公司董事局副主席清田瞭,日本资产管理株式会社社长古川令治,以及富士通公司、亚历山大银行、巴黎银行、拉法基集团、安永全球、保利希、斯道拉恩索、科尔尼管理咨询等30多家全球著名跨国公司的高层,上海宝钢、上海石化、长安汽车、北汽福田等中国500强企业的代表约16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企业组织国际网络”是12个国家的企业联合会和企业政策研究机构之间交流与合作的机制,是12国大企业与学界和政界对话、交流、合作的高层平台。本届年会以“外商投资在中国”为主题,重点讨论了“外商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投资环境与外商投资”、“金融服务创新、金融稳定与中国金融服务产业开放”等专题。现将跨国公司代表的主要观点摘录汇总如下。
  一、外国企业家讨论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必须关注的问题,交流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并就中国服务、汽车等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雷曼兄弟公司非执行主席、西班牙企业联合会主席博达
在其“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发展”为题的演讲中指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其速度是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从未达到过的。中国的领导人非常成功地驾驭了这一伟大的变革,不仅变革的速度之快令人钦佩,变革节奏的把握也令人钦佩。毫无疑问,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是中国这场巨大变革的动力之一。但是,这场变革在给跨国公司创造了巨大机会的同时,也给跨国公司带来了非常严峻的挑战。发现机会容易,应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挑战难,跨国公司的执行委员会和董事会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怎样应对中国的挑战上。目前,许多重要的跨国公司都在研究它们的中国战略。任何一个全球化公司都不可能选择远离中国的战略。由于中国的发展,加上其他原因,未来5-10年将出现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跨国公司的客户、供应商,甚至跨国公司的研究者都期待着所有跨国公司都能制定明确的中国战略。
  尚未进入、但正在计划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迟到了”?“我们应该迎头赶上还是应该继续等待捷足先登者的经验教训”?“怎样才能应对中国的变革和发展带来的挑战?”
  博达认为,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应该关注以下问题:
  远离总部进行大规模投资,跨国公司非常关注信息,
包括内部信息、第三方信息和会计惯例方面的信息。跨国公司的一致看法是,中国最大的公司已经在国际股票市场上市,提供的财务信息应该是可靠的。大公司的做法应该已经渗透到整个企业界。但实际情况是,跨国公司缺乏评估合作风险需要的、经过可靠审计机构确认的会计信息。
  法律和规范是跨国公司讨论的永恒主题。
一个跨国公司要在国外投资,决不能忽略所在地的法律环境。尽管中国入世后在努力改进投资法律环境,但许多问题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
  基础设施是跨国公司投资时反复考虑的问题。
但中国似乎已经建立起很有吸引力的基础设施。2004年中国最大的100家出口商中,50%是外资公司。这个事实表明,跨国公司并不仅仅因为中国是个潜在的巨大市场才进入,也是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优惠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和高素质、有竞争力的劳动大军。
  在中国投资,最不能犯的错误是管理人员的选择以及怎样留住合格的管理人才。
事实证明,当地人最适合负责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和政府关系管理方面的工作。处理政府关系的最佳人选是当地人,这是由中国的法制环境所决定的。一家全球猎头公司的调查表明,在中国的跨国公司都希望管理本地化。
  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总裁、墨尔本前市长迪威森
回顾了澳中经济合作发展的历程、分析了两个经济体的差异及互补关系后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服务业是随着经济总体的增长而增长的,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的服务经济从1981年占经济总量的22%增长到1992年的34%。从此以后,中国的服务经济似乎没有多大的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承诺开放服务产业。到了2006年底,中国应该已经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各项改革,许多服务产业都会加速增长,由此带来大量与服务业相关的外国投资。
  服务产业的增长仍然将集中在沿海省份,也就是过去10年主导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省份。中国经济最发达的5个省人均GDP很高,增长强劲。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政府在这里大力发展基础设施。这些地区最懂开放市场的重要性,吸引外资的能力很强。我们期待澳大利亚将在这些区域的服务业大规模投资。
  在未来10年全世界新增存款中,大约30%在中国,新增存款将超过整个欧洲的新增存款,也会超过美国的新增存款。中国银行系统需要管理的存款将比今天翻一翻。
  金融和保险是澳大利亚第二大服务产业,占服务业总附加值的12%。澳大利亚的四大银行都位列世界银行50强,在全球为股东创造的价值也位列前茅,能力世界一流,技术发达,效率很高,实施新巴塞尔框架协议走在最前列。
  保护澳大利亚服务提供商的权利对澳大利亚-中国自由贸易协议的成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已经就此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做了明确的承诺。如果中国能够减少投资风险,中-澳经贸关系将会出现新局面。
  全世界的决策者都在问:“我们如何应对中国?”。但澳大利亚不一样。我们已经习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机会,而不是威胁。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中澳关系将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
  法国拉法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文英勇
介绍了拉法基在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他指出,深入了解中国的投资环境,掌握更多信息,调整在中国的投资战略。在中国要有长期战略。拉法基制定中国战略是按50年考虑的。拉法基不是急功近利的企业。
  拉法基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控股。水泥行业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技术、信息都可以得到。拉法基唯一的贡献是把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技术诀窍引进来,收购中国企业并把它做好。技术、设备都一样,但管理得更好。
  拉法基另外一个特点是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中国经理层,尽量使用中国管理人员,使中国管理人员享有与其他国家员工一样的机会,派中国管理人员到国外增长见识,给他们提供更好的职业生涯发展机会。
  拉法基是长期投资者,要让当地接纳我们,就必须保护当地环境,保护员工安全。环境保护、员工安全、争取为所在社区做出贡献,是拉法基公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阿尔卡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戴伯松
指出,他领导的投资公司是第一个进军中国市场的外商,经过长达六年时间的协商和谈判,1983年获得批准建立了上海公司,当时只控制合资公司的少数股份,但1997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建立了17个合资公司和5个独资公司,随后经过重组,最终建立了法国阿尔卡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控制了合资公司的大多数股份,在中国建立了亚太地区总部,目前有两千多名工程师从事研发工作,2002年获得了上海的一号许可证,从此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可以说,阿尔卡特过去20多年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西班牙克尼尔管理咨询公司西班牙/葡萄牙大区总裁马纽尔·诺
指出,西班牙很多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机遇,发展壮大了自己。例如,西班牙著名食品企业努德莱斯巴(NUTREXPA)和天津利民食品厂合资的天津高乐高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国的170多个城市销售产品,促进了中国奶业的消费增长。
  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公司中国首席代表博毅
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石油消费迅猛增长。2004年中国石油消费达3.2亿吨,石油自给自足的年代已经过去,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一是在国际石油价格每桶高达60-70美元的情况下将会付出的昂贵经济代价;二是怎样获得这种不可再生能源的稳定供给;三是怎样应对石油消费对环境的破坏。
  今天有哪些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可行的解决方案呢?欧洲采用的方案是无污染柴油。今年第一季度欧洲销售的柴油汽车占汽车总销售的50%,而1998年只有25%。借助与福特集团的合作,标致—雪铁龙集团在该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已推出6款发动机,以便满足客户的不同期望,既为小型汽车生产发动机,也为高档汽车生产2.7升V6Hdi发动机。Hdi技术是柴油发动机技术的一场革命,与汽油发动机相比有很多优势,最重要的是与同等功率的汽油发动机相比,能耗降低20%。
  中国开发无污染柴油发动机受到柴油质和量的双重约束,中国的炼油企业和政府都应该为摆脱这个双重约束开始努力。标致—雪铁龙集团愿意与中国分享自己所有的经验,当务之急是帮助中国开发柴油发动机技术,降低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二、跨国公司的企业家非常关注人民币汇率、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金融稳定和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进程
  美国经济发展会员会总裁、美国总统前国内事务助理克尔布
认为,人民币汇率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在哪个国家都能感受这种影响。任何货币的汇率都可能高估或低估。人民币汇率比较低,中国产品价格也很低,有很强的竞争力。讨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不能回避人民币汇率问题。
  日本大和证券集团公司副主席清田瞭
认为,日元汇率的变化对战后日本经济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1971年,日元汇率开始受到美国的压力。到了1985年,也就是14年之后,日元对美元升值到240:1。日美在纽约签定协议后,日元再次升值,而且速度非常快,迅速达到125:1,这是在两年之内发生的巨大变化。1993年早些时候,日元对美元汇率达到79.5:1的峰值,使其他经济体的竞争力相对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是一个增长势头很强劲的经济体,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这对全球经济都有好处。所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应当保持目前的水平,等到中国的产业真正发展起来再调整。
  清田瞭还指出,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在日本已经存在了10多年;日本在这个时期总结的教训对中国的决策者和金融界也许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历了战后以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人们认为经济增长趋势会永远持续。企业融资主要通过银行贷款,银行获得土地担保,抵销潜在的贷款损失。作为一个小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本也经历了土地价格的大幅上涨,银行从中受益非浅。
  日本政府要求银行解决不良贷款必须同时考虑两个目标,一是让金融机构恢复健康经营;二是改革国家的产业和经济结构,满足用户需求,有利于与其他国家竞争。在2004年财政年,金融复兴计划(2002年10月由日本金融服务署公布)稳步实施。该计划的核心是解决不良贷款和稳定日本金融体系的近期措施。

来源:中改院 [关闭] [收藏]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