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银行、中国日报社与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联合主办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国与世界”——第8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来自国家相关部委和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柬埔寨、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瑞士、挪威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围绕我国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反垄断和市场监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推动高水平开放要与高质量市场经济的融合。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旨在使国家计划主导的工业化转变为市场主导的工业化、使资源配置由行政主导转变为市场决定。随着经济服务化进程的加快，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市场经济直接融合，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赢得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主动。14亿人的大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开放，就是要实现内外市场联动、要素资源共享，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合作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认为，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农村要素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激发出巨大的市场活力。所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至2.56：1。如果未来15年我国5亿多农村人口收入水平明显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幅缩小，城镇化率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以上，那么我国城镇化率有望由目前的64%提升至2035年的75%左右，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新动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我国商品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97%，但要素市场化还不够，包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市场化推进的速度较慢。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涉及七大要素，土地、资本、数据是“物本要素”；知识、技术、劳动力和管理（企业家）与“人的发展”有关，是“人本要素”，要实行“物本要素”和“人本要素”双线推进的方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认为，促进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在发挥好传统优势的同时，充分利用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企业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当前，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是一个明显短板，2018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仅为0.12%，远低于主要创新国家0.4%-0.7%的水平。我国基础研究强度过低的主要原因是投入来源相对单一，以政府投入为主。因此，今后需要在继续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通过适当的引导和鼓励，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长黄群慧认为，科技创新能力弱是我国产业链升级的突出短板。创新不仅仅是个经费投入的问题，还涉及到完善整个创新生态，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努力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构建全社会范围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院长成政珉指出，过去10年，在一系列与创新技术相关的指标中，亚洲占据了很大份额，例如，技术类企业营收增长52%，研发支出增长51%，专利增长87%，这中间中国的贡献很大，未来创新要素的流动将推动亚洲更多的增长。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要用市场化改革的办法协调减排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国煤炭价格已经市场化了，但电力价格仍受限制。为此，需要加快电力体制改革，一是加快形成煤电顺价机制，把定价权交给市场；二是实行煤电峰谷差补偿机制，给予煤电调峰企业补贴；三是顺势放开电力市场，发电和用电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

二、强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郑京平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仍需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要健全建法治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激励机制有力有效，营商环境优良便利，创新条件宽松友好，各类主体充满活力；另一方面，要形成法治健全、高效规范、公平竞争、依法经营、高质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使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加顺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认为，高水平开放条件下要重构竞争政策体系。一是加快完善有关竞争政策的法制化体系；二是要完善有关竞争中立的政策体系；三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对市场主体的行政干预；四是要用竞争政策保护竞争，鼓励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市场竞争；五是加大竞争过程中的产业救济，尤其是对失业、安全保障的配套政策。

迟福林认为，制度型开放的重大任务在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在公平竞争、反垄断、市场透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强化制度性安排。例如，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实现经济政策由产业政策为主向竞争政策为基础的转变，强化对经济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主动对接全球高水平经贸规则，并在自由贸易港（区）强化敏感领域的压力测试；强化财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与创新活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认为，国有资本主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危机，稳定经济，要进一步明确国有资本的边界。同时，要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鼓励社会资本发展。

三、新技术革命下的反垄断和市场监管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吴海龙认为，中国针对资本无序扩张、垄断等行为采取的监管举措，是治理水平提升的表现，是推动相关行业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之举，只会使市场更加成熟，竞争更加公平，营商环境更加友善。

迟福林建议，加快服务业领域与高水平国际规则对接，尽快打破服务业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

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建议，积极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包括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等。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席顾问刘以雷认为，要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政府机构，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营造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

（执笔：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