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必然选择。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为何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哪些新要求、新任务？人民论坛与您一同关注。

为何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开放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已成为普遍共识。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深刻理解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人民论坛》刊文表示，当前，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精会神办好自己的事”。这不仅将有效释放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且有利于以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让全球共享中国市场红利，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已成为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从实践看，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突破。2024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占比达28%，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占比达29%；2023年我国进口中间品占进口总值的79.4%。从趋势看，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等，都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形成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相适应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仍面临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就业压力增大等问题。但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蕴藏着巨大增长潜力。未来5—10年，我国产业结构、科技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潜力充分释放，实现4%—5%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条件、有可能的。新阶段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呈现制度型开放与制度性变革深度融合的特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有利于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等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已经成为制度性变革的重要动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区域和全球自由贸易，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的作用更加凸显。2013年—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8.6%，超过七国集团峰会（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23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5.2%，高于世界经济3%左右的预计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未来10年，若以消费结构升级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实现实质性突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望保持在25%—30%左右，仍将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服务型消费市场将成为全球市场的重大利好。近年来，中国消费市场持续升级，叠加市场开放的不断扩大，使其在世界消费市场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重要。联合国贸发会议研究显示，中国最终消费市场和家庭消费市场的增速领先。未来几年，中国消费的最大潜力在服务型消费。初步测算，若中国人均服务型消费达到美国15%的水平，将释放30—40万亿元的市场空间。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

当前，世界正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对外开放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悦在《人民论坛》刊文指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主要挑战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风险加剧。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西方个别国家通过加征关税、技术封锁、供应链脱钩等手段，试图遏制中国在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发展，并拉拢盟友联合围堵，对华加强技术管制，限制高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的出口，收紧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这不仅增加了中国产业链安全风险，也对全球供应链稳定性构成挑战。二是国际规则与标准竞争日益激烈。随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竞争正从传统的贸易、投资领域，向规则与标准制定权延伸。西方个别国家试图通过构建“小圈子”规则体系，巩固其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数字贸易领域，其主导的“俱乐部式”规则，强调数据自由流动、知识产权强保护等条款，但与发展中国家在数据主权、产业政策等方面的需求存在明显脱节。这种规则分化趋势，使得中国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时面临“双向突围”的挑战：一方面需应对发达经济体的规则压力，另一方面需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更公平、包容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三是国内经济转型与开放协同面临挑战。在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涉及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突破和绿色低碳转型等多重任务的协同推进。在开放与安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构成政策制定的关键挑战。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区域壁垒、要素流通不畅等问题，制约了开放红利的充分释放。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徐秀军在《人民论坛》刊文表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为更加有效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高水平对外开放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我国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国际形势发展演进越来越取决于自身的选择。高水平对外开放已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途径。促进深层次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而高水平对外开放则能够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引进外部竞争压力和先进规则标准助力破除深层次障碍，推动改革持续前行。一方面，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并将激烈的竞争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助力企业不断提升竞争力，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国内体制机制改革。当前，我国积极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协定，不断完善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积极为各类企业主体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推进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这不仅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将贯穿今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高质量发展不仅要保持量的合理增长，而且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路径，高水平对外开放将着力解决优质资源要素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一方面，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拓展国际市场和深化国内市场国际化进程，助力国内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获取优质生产要素，从而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另一方面，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内企业，提供参与全球创新合作和融入全球创新链的机会，助力企业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为创新驱动发展不断创造新的条件和基础。总之，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增强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有力支撑。保障高水平安全。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风险和挑战，既包括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军事安全压力上升和能源资源安全凸显等传统安全挑战，又包括科技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和生物安全等领域的风险。其中，一些安全风险和挑战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产生，还有一些安全风险和挑战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被放大。并且，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还会面临一些新的安全风险和挑战。为此，高水平对外开放应成为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通过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国际经济合作，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实力，为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另一方面，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改革和完善多边贸易体系，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以塑造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安全环境。深化全方位合作。在国际交往中，各国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都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和责任，共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不断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目前，中国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多元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一方面，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通过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措施，为全方位国际合作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通过推动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在更大范围的跨境流动，以及重点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规则更高水平对接，为全方位国际合作提供更高质量的合作基础。

如何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演进、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以自主开放与单边开放为战略基点，持续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这一进程不仅关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更对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产生深远影响。推动对外开放行稳致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教授赵忠秀在《人民论坛》提出以下四个维度构建系统性、前瞻性的实施框架：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国家对外开放中长期规划，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开放战略体系。中国需立足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开放战略体系。首先，建议制定国家对外开放中长期规划。明确分阶段、分领域的量化目标，如服务贸易占比、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幅度等。其次，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可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牵头，整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职能，破解政策碎片化难题。最后，实施区域开放差异化战略。在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先行先试，形成“政策高地”辐射效应。通过搭建“国家规划—部门协同—区域试点”的立体化架构，确保开放战略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深化体制创新，构建新型企业监管、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形成可复制的制度创新成果。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开放的核心要义，需从三个层面推进改革。其一，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政府采购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的制度创新成果。其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行“证照分离”全覆盖，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所需时间，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其三，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通过制度创新，将中国打造成为全球要素配置的“引力场”。强化国际合作，创新多边合作机制，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在单边开放实践中，中国应秉持“全球发展倡议”精神，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具体路径包括：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能合作，在非洲、中亚等地区建设升级版境外经贸合作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集聚。创新多边合作机制，在RCEP基础上探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制定共同标准。拓展人文交流维度，建议将孔子学院转型升级为“国际中文教育+知识技能培训”综合平台，培训海外技术人才，通过“硬联通+软衔接+心相通”的合作模式，实现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健全国家经济安全审查部门、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平台、国际经济争端应对中心“三位一体”的风险防控体系，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建议设立专门的国家经济安全审查部门，对关键领域外资并购实施监督审查，探索外资持股比例动态调整机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平台，实现跨境支付实时追踪，缩短异常交易识别响应时间。组建国际经济争端应对中心，培养精通国际经贸规则的仲裁专业人才，建立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库。通过对关键领域“事前评估—事中监管—事后应对”的全链条管理，在开放中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人民论坛新媒体综合整理

选自 | 《人民论坛》杂志2025年第11期